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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季度廉文荐读:处事须诚 不能自欺 ——《曾国藩家书》系列谈之三
点击数:  添加日期:19年01月15日  

《中庸》有言,“诚之者,人之道也”“诚者物之终始,不诚无物,是故君子诚之为贵”。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,曾国藩自然对此原则坚信不疑。

然而,千百年来,无数士子官吏熟读《中庸》,深知诚信重要,但绝非人人皆笃守此理念。个中原因,恐怕在于他们未将诚信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中涵养培育。观曾氏家书与日记,其对诚的理解,有个渐进趋深之历程。人若不诚,对己而言,便是自欺。曾国藩有次给诸兄弟举了个亲身经历的科考见闻。但凡考试,有高中者,自有落榜者,譬如曾国藩光秀才这一关,就连考了七次,可谓坎坷,也有过一些牢骚。名落孙山,本该自我检讨,但不少考生却总是埋怨他人,甚至“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,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,既骂房官,又骂主考”,其实他们的水准“实亦无胜人之处”,甚至“有不堪对人之处”。长此以往,他们不反求诸己,事事不满,“终不进功,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”,到头来换来别人一阵冷笑而已。可知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,自我欺蒙,胸中便住进了心魔,终将原本体内活泼泼的精神吞噬。

人若不诚,对人而言,便是自贱。初到京城,曾国藩也曾名利心重,四处拜谒权贵名流。有一回餐叙,席间坐有朝廷要员,为引起对方关注,曾国藩说了颇多奉承之谀词,甚至为了活跃气氛,不惜化身段子手,“语多谐谑,便涉轻佻”。事后回想,曾国藩懊悔不已。《论语》有云:“君子,不重则不威”。曾国藩的表现,有失士人之风,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,反倒招人厌恶,自取其辱,实在不智。

痛定思痛,曾国藩认定今后做人,当诚字为先。首先,处事须诚,不能自欺,不能欺人。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“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”,全力以赴便是诚,“尽一分便是一分学,尽十分便是十分学”“脚踏实地,不敢一毫欺人”,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,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。

其次,待人须诚,真心相向,便无所愧。曾国荃脾气大,眼界高,往往易同人发生冲突。而自诩“当世诸葛亮”的左宗棠,也非善茬,两人可谓针尖对麦芒。所以曾国藩每每规劝九弟对待左宗棠,“宜以真心相向,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。凡人以伪来,我以诚往,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”。真心如春风,诚意似暖阳,终究能融化寒雪,消释坚冰。并且对于贩夫走卒,曾国藩也强调“常以爱民诚恳之意”,身处乱世,作为手握重权之人,“最易造孽,亦最易积德”,而最大之德,无非树立诚信。

再次,诚贵为德,造化成风,改良世俗。所谓诚信,并非一人之德,一人之事,而是天下之德,众人之事。曾国藩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对于官场风气之变幻,感触堪称刻骨。他在行将围困金陵之际,致信九弟,痛思以往政风之恶,官员奏疏“托言彼事以耸听者”,此道光末年之陋习,“欺蒙宣宗,逮文宗朝已不能欺,今则更不宜欺矣”。越是饱更事变,越应自信笃实,如果自己走入机巧伪诈一途,则世风政风必定“日趋日下也”。其内心之清醒坚韧,甚值钦佩。

在晚年回忆恩师时,李鸿章还发了一通感慨,“自悔盛年不学,全恃一股虚矫之气,任意胡弄,其实没有根底。”恐怕李氏没有机缘读到曾国藩写给兄弟子女们的家书。其实早在道光三十年(1850)正月里,曾氏就在信中与诸弟共勉:正好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,名声既出,信义既著,随便答言,无事不成,不必爱此小便宜也。

    意气风发的豪言壮语背后,其实透露着传统政教对士大夫操守信念的熏染。毕竟,在一个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,缺乏人格与道德的政治家,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。这亦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。(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王学斌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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